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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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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23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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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张德富走了,离开了我们这个班集体,宿舍里的东西都收拾完了。他不再读书了,因为家里没钱供他。东霞把这个刚从男生宿舍传出来的消息告诉我,我简直难以置信。总觉得辍学是只会生在贫困山区里、电视里或故事里的事,离我们好遥远,从没想过会真实生在我的生活里。这事犹如一声警钟敲醒了我,原来贫穷离我们并不遥远,原来我们就身处底层,随时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那个穷坑里。
震惊之余,回头望向那个曾属于张德富的座位,空空的座位,或许不久的将来它会拥有个新主人,或许它会被搬进学校的储藏室,但现在它就空在那,无言地宣告了张德富的离开。失落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张德富走了,这已是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同学一年,与他最大的交集却是在他走了以后的这个时候。失落不断扩大,继而漠然,这也许就是人生吧,谁能知道明天会生什么……
东霞在我耳边叨叨着:“听说他还有个上初中的妹妹……听说他妈妈没有工作,他爸爸在一个工厂上班,现在工厂倒闭了,不出来工资……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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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体育课时,史辉脚扭了,送去医院,后来确认为是骨折,教室里又空出个位子。
班上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开,这是什么事啊?!虽然毕业后大家都会离开,但和这种中途因各种事离开的感受却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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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28日……星期二……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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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是诗朗诵比赛的决赛,赛前临时通知在朗诵前要组织各班拉歌。作为文艺部长,由我组织高二年级拉歌这个事看来是跑不掉了。因为是临时接到的通知,没提前安排下去,只好匆忙到比赛现场到处找各班文艺委员说明情况,人还没找齐拉歌就开始了。
一个年级十几个班上千号人在偌大的操场上,我手上又没个喇叭,纯粹靠嗓子喊,靠在各班前排左右两边跑控制局面。一时间,操场上歌声四起,震耳欲聋,完全盖过我的声音,让我陷入音浪的海洋里,好处倒是听不出我是破音还是跑调了。说是歌声,那是抬举,完全是不受控的几百只野兽出笼的各种嘶吼,是几千人终于找到机会的泄,是对耳膜的折磨。从开始的“阀门”打开,就注定了无法找到结束的按钮。这声音的洪水奔涌、狂泄,四处侵袭,四处嘈杂,一不可收拾。面对洪水,我是无力控制的,只能等大家泄够了,累了,自然平息。好吧,我承认:简直一团糟!拉歌算是搞砸了,这算是我当文艺部长遭遇的第一个“滑铁卢”吧。我很坦然,并不觉得懊恼,也不觉得有什么失职,因为三个年级一样乱,谁也不比谁强。倒是埋怨起临时增加拉歌内容的领导,出的什么馊主意,不给通知安排的时间,也不配扩音器等工具。
好在拉歌只是序曲,诗朗诵才是正题。拉歌之后各班按年级、班级顺序依次到看台上表演,上下场的时间和表演时间一样长,一切中规中矩。我们班在中后段,台下的老师和学生们大多已失去了观演的兴趣,只等着活动结束去吃饭。所有班级表演完毕,校领导说赛后张榜公布得奖班级,届时获奖班级班长到教务处领奖状,然后就草草结束了活动。以我到校一年来的经验,已经很习惯每次学校组织活动虎头蛇尾的操作,碰到这种处理也没什么可讶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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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食堂的路上碰到班头,他跟我诉苦,说班主任对他、生活委员徐建、劳动委员陶然和体育委员江丰有点意见,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他和徐建,估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撤了他们几个。老章对陶然和江丰有意见我是知道的,一方面觉得他们不好好学习,总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一方面觉得班上的事他们也不好好管,类似的态度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多次了,但对于班头和徐建有意见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无论是成绩,还是对班务的热心程度,他俩都算不错的。
班头说:“史辉脚扭伤那天,我去找老班借钱垫付医药费,他不借,之后我又提议动用班费,安排班委去张德富和史辉家家访,他又拒绝了。他老说权力下放,可真到遇到事,班干部们还是没什么权力决定事情,做的也老是得罪人的事。唉!可能因为我和他这些观念上的冲突对我有意见吧。”
听他说的事,我觉得也就是他暂时心里委屈,便安慰道:“老班还是好心的,他可能有他的考虑,估计不会为这么点事就撤换你的。你干得还是挺好的。”
他提起精神,笑了笑,对我说:“吃完饭后到教室,我们叫几个班委商量下去张德富和史辉家家访的事吧。”
“嗯!”我应声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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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3o日……星期四……雨转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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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国庆放五天假,从今天下午开始放,5号下午来上晚自习。一早上,教室就处处洋溢着要回家的欢乐气氛,有些归心似箭的住读生已经把打包好的行李带到了教室,打算第四节课老师一说下课就冲出教室,奔向汽车站。
前天和班上干部们商量好今天下午先去张德富家家访,5号上午去史辉家。原则是去的路费自费,拜访买东西的费用用班费,去的干部人选自愿报名,不强求。前天说的那叫一个热闹,没几个说不去的。可真到要去的时候却没几个人了,住读的干部有说回家的东西还没收拾好的,有说亲戚要来接的,走读的一下课直接骑车回家了,也不知道下午还来不来。
下午,果然没几个人来,只有建国、班头、徐建和我。陶然说平时和张德富就没什么交集,班头说卢小芳家里有事跟他请假了,她5号去史辉家。又等了会,确定没有多的人来,我们四人一行就往汽车站去,班头和徐建在路上的水果摊买了两袋水果。
张德富家在离县城不远的小镇上,一个很小的厂区宿舍,有两三排房子。他家没有电话,班头来之前并没联系上他,也不知道能不能遇到人。跟厂区宿舍进出的人打听,才知道他家是中间那排房子二楼中间的一户。
上楼,走过像教室一样的走廊,数着窗户和门的个数,穿行于走廊上横七竖八放着的各种箱子、盒子、煤气坛子和灶之间,就如同穿行于地雷阵之中。总算走到中间,站定敲门,屋里有人回应,等了会,门吱呀开了,门后站着个拄拐的妇人,她问:“你们找谁?”
“这里是张德富家吗?”班头礼貌地问。
妇人点点头问:“你们是——?”
“我们是张德富的高中同学,想来看看他。”班头回答,并拎了拎手上的水果。妇人面露微笑,赶紧把我们让进屋,说:“哦,他啊,这会出去了,还没回来,你们坐一会,先坐一会。”然后转身往客厅里放热水瓶的柜子挪动,打算给我们倒水。看着她行动不便,我们赶紧拉着她制止,说:“别忙了,不客气!”但最终推脱不过她的热情,给我们每人倒了杯白开水,没有茶叶。
我们各自拿了凳子在客厅落座。一开始,我陌生而尴尬得不知说些什么,只好拿着水杯打量这间屋子。这是间不大的两室一厅,其实就是三个连在一起的单间,没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屋里不算敞亮,看起来还是十几年前的装修风格:一米以下的墙裙刷着绿色油漆,厅里靠墙放着一张小茶几,两侧是一套的靠背藤椅,墙脚的边柜上放着一对红双喜的热水瓶,柜子下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两间房里除了衣柜和床,剩下的空间都被各种杂物堆满。
还是班头先开口搭茬:“德富干嘛去了?我们是听说德富不上学了,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他成绩在班上算不错的,都已经上了一年了,这个时候不上了怪可惜的……”
“唉!”妇人叹了口气道:“不是你们能帮得了的忙啊!也不是我们不想让他上学,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两年他爸上班的厂垮了,一年里正经不了几个月工资,老本也吃得差不多了。我们也算是街面上的人,又不像农村里,还有几亩地,可以不愁吃的。再说他是哥哥,他妹妹还小,女孩子在外面跑我们也不放心。他真要是考上大学,学费也是个难题……”她说着说着,觉得有些说不下去,换了个话头说:“今天谢谢你们来啊,谢谢你们关心他,待会德富回来了让他去买几个菜,你们吃了饭再走!”
妇人的热情和硬撑的客气让我觉得窘迫而尴尬,我们的到来没解决任何问题,反而给这个家增加了更多的负担,我向徐建和建国使使眼色,他俩马上心领神会地说:“阿姨,不客气,我们坐会就走了,家里离得远,走晚了怕赶不上车。”然后闲扯了几句家长里短,我们就退了出来。
走到厂宿舍门口,我们正好碰到一身灰的德富从外面回来。乍一看到我们,他很惊讶,赶紧拍了拍身上的灰,整理了下衣服。班头说:“你就这么走了,我们还挺舍不得的,就来看看你。你……还有可能回学校吗?”他摇摇头说:“算了,我先顾着生活吧。你们好好学,好好考吧!”回程的路上,大家都很沉默,总觉得我们能做些什么,总觉得能劝说他回来,可看到他家的情况,活生生的现实摆在眼前,我们都无能为力。各自回家前,班头怕去史辉家又没几个人,又再次嘱托我5号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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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十几年后,在一个房地产项目投标的场合,意外碰到了张德富。第一眼见他时,我并未反应过来,他看我的眼神迟疑了好一会,在他犹豫和吃惊的反应中,我意识到我们应该认识。我在脑海里拼命搜索合适的名字,迟疑地问出:“你……是张德富吗?”他笑着点头,并叫出了我的名字。故人重逢的惊喜立刻拉近了投标场合冷淡的距离。
谁能想到当年辍学的他竟和我是同行,十几二十年后会从不同的城市为同一个项目到同一个地方相遇。人生竟有如此的巧合,又如此令人捉摸不透。我通过对他的刨根问底得知:他当年跟镇上的老乡一起去南方打工,先是进了工厂,后来觉得不自由,老乡就介绍他去做些泥瓦匠的活。其间碰到个很好的老师傅是专门做园建施工的包工头,看着他灵光,就教他手艺并带着他去做工程。刚开始很累,每天跟水泥、砖石打交道。慢慢项目做得多了,不仅技术上得心应手,还时不时与项目管理人员聊天,谈哪些施工细节可以改进。施工企业的领导看他年纪轻轻却很懂现场的施工工艺,就招他当了施工员。他后来去考了b2驾驶证,偶尔在工地兼任水车司机。在项目现场摸爬滚打,公司领导对这个好学又肯担当的年轻人越看重,他从施工员一路做到项目经理,当年的施工企业也一路从私人小公司做到行业全国前5o强。老板看重他十几二十年来对企业的忠诚、脚踏实地做事和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议他去进修个函授管理,学成后安排他做了片区副总。而让我们相遇的项目,正是他作为片区副总带队参与投标的第一个项目。
现在,他已在南方安家,父母和妹妹投靠他在南方生活。他与妹妹都已结婚,各自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人生就是如此有趣,你不走完全程,便不会知道在哪里会有怎样的故事在等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