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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社往事（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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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践社成立于2000年4月1日，至今恰好10年。2000年作为一个标识文化时间的界碑，对中国独立电影来说，是重要的年份。如果说1990年张元、王小帅的电影《妈妈》和吴文光的《流浪北京》（1988年开拍）是中国独立电影的发端，实践社则可以看作中国独立电影的第二个阶段——数字电影时代或者说“非专业电影时代”的正式开始。DV（数字影像）发明于1995年，在国内的最早使用，是杨荔钠1996年开拍《野草》、吴文光于1998年夏天开拍《江湖》、朱传明1998年开拍《北京弹匠》（使用Hi8拍摄）时……这些作品都在2000年以前就完成了，它们是由技术带动的另一个纪录片运动的新起点，而实践社使这些作品恰好在2000年的时候聚拢在一起并进入大家的视野，进入一定规模的社会交流和社会互动之中。姑且可以说，实践社标志着中国独立电影第二个时代的来临。

为了追溯这段历史，我先后采访了五个与实践社有关的人：杨子、杜庆春、张亚璇、王笠人和朱传明。实践社的创办人杨子（杨海君）1998年毕业于电影学院，当时他经常与正在读电影学院的杨超、常征等人讨论电影。“那时候第四代第五代还在拍片，我们拍片的机会很少，觉得前途渺

茫。”朱传明当时是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本科生，他也描绘过那个时代的电影氛围，当时的电影环境是非常不平民化的，“学校推崇的是大制作，像《霸王别姬》。弄得大家都不敢动”。

电影学院门禁森严，有严格的专业分工，而且进入这里的多是世家贵胄，如谢飞、陈凯歌、田壮壮。有一次我去到老作家梅娘的家里，她说她的女儿也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想当年，电影学院是达官贵人的孩子们玩的地方。”此语令人印象深刻。电影学院当年虽是贵族化院校，不过其中也有层次分别。在实践社之前，曾有贾樟柯、王宏伟和顾峥于1994年成立了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我认为那其实是电影民主化的起点之一（那时候说的电影主要是指剧情片，而剧情片的“民主化”比纪录片要晚一些）。贾樟柯最早的两部短片都不是用胶片拍摄出来的，机器也不是官方（电影厂或者电影学院）提供的，这一点就是他与其他第六代导演的一个区别。当年贾樟柯的小组正是在一片质疑声中进行了他们的创作，因为那时他们是电影学院的“边缘群体”。首先，贾樟柯和王宏伟不是导演系的，其次，他们是旁听生。此后多年，贾樟柯为呼唤DV的民主化写了一些惹得学院老师不高兴的好文章，这大概与他是电影学院“庶出”的身份有关——虽然他现

在进电影学院总是被前簇后拥，而且电影学院积极将他纳入自己的学校文化。其实贾樟柯的存在也重塑了电影学院的精神内涵。当年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成立是为了以后可以一起拍摄电影，暂时拍不成的时候，就权且作为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小组存在。这一点，实践社与之类似。

实践社活动章程的第二条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把影像表达的权利从贵族化的行业中夺取过来”。暂时无法行动，他们就以交流为主。“那时候我们每周都聚在一起聊，也需要彼此相互鼓励啊，有时候我们看片子，也经常会去资料馆。”实践社的最后成立，却与一大批录像带的获得有关。

二

当年的观片环境如何？一是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每周定期放映两场国外电影，再就是大使馆会偶尔放送本国影片。重要的资源都在电影学院，但即使对专业学院来说，其电影方面的资源也许还不如今天某些资深影迷的电影资源丰富。电影学院标准放映厅里每周一到周三有电影观摩，但一般是国产商业片和好莱坞有限的片源。周传基教授当时说，如果把电影学院的片单拿到国外，会让人笑话的。学院有一个拉片室，曾被视为圣地，但其中的许多外国片没有翻译，且观看时间有限制。有一次，朱传明为了看《楢山节考》（1983），先去查郑雪来的《世界电影鉴赏

辞典》，了解了影片大意，然后来到拉片室。当他看到影片里兽交的画面，十分激动，觉得太有创造力了。实践社之前，电影学院在1997年还有一个“道光电影小组”，正是朱传明、杜海滨、韩新军等人创办的，这几个人是班里年岁较大的，也是因为当时没有实践的机会，于是就一起交流并群策群力找片子看，然而片子并不容易找到。有一个学生从留学苏联的导师那里弄来了一套塔可夫斯基全集，他们十分羡慕，可惜没有翻译，而且拥有者并不总是“众乐乐”，令他们十分苦闷。后来有了一个实践社，朱传明说，那可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大事。

片源始终是最重要的。1999年，杨子在资料馆遇到一个叫潘剑林的人，他有一套从台湾那里搞来的艺术电影，据说那是国内最为完整的文艺电影，有600多部。杨子等人花高价从他手里买来了近200盘，其中有戈达尔和布列松的全集。那都是繁体字版本，是台湾译自日本，而日本又译自欧洲的。这其中更有离奇的故事：潘剑林乃甘肃临洮人，学经济法的，后来搞过运输和房地产。一次他结识了个算命师傅，谈得投缘，就到了师傅的家里，发现了整架子的电影录像带，包括众多中国独立电影。他看了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1997）和贾樟柯的《小武》，深受震撼，

于是和电影结缘。不久后，当朱传明来到潘剑林在天通苑的家，看到他家里也堆满了整架子的电影，柏格曼的作品全有，“简直是羡慕死了”。因此，实践社最早的电影资源，并非来自电影学院，而是来自上述崎岖的路径。学院保护资源不外泄，据说当年戴锦华在电影学院教书是禁止旁听的，有外省人慕名前来，也被她拒之门外。后来她去了北大教书，教室里挤满了旁听生，她却微笑着欢迎。电影学院拉片室也是其资源独享的重要部分。

杨子，黄亭子酒吧原址（摄于2010年）

开始的时候，杨子们在电影学院北边的黄亭子50号酒吧聊天，这个酒吧最早是诗人简宁开的，经常做些文学活动。后来的老板老林在美国待过，“我们有时候聊天跑那里去聊嘛，他说你们在我这可以搞个活动，这种活动在美国很常见，在中国可能不算常见”。于是他们就经常在这里放片子，直到次年愚人节才宣布成立实践社。如今已是资深策展人的张亚璇说她第一次知道实践社的消息，是在北师大学生宿舍门口的海报上，上面写的是放映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根据记载，实践社成立当天放映的是塔可夫斯基的《压路机与小提琴》（1961），其实还有两部短片，一部是杨超的《待避》（2000），那一天王小帅、管虎都参加了。这个社团的

成立，标志着他们的电影活动由内部转向对社会开放。

与实践社几乎同步的南方观影团体缘影会，最初的成立也是因为有了电影录像带。创办者欧宁当时生活在深圳，他去香港时结识了香港影评人舒琪，舒先生当时买了一些欧洲电影的版权做中文发行，欧宁于是拿来在南方做酒吧放映。可以看到，南北两大民间电影社团的文化资源线路图堪称曲折而宏伟。但是，当这些社团所依赖的资源迅速普及的时候，许多活动的价值就消失了。1993年中国生产出第一台VCD，1997年以后逐渐在家庭中普及，盗版光碟随之兴起。1999年，SONY率先生产出DVD，这是一种高清晰度的光碟技术。之前看录像带——如国外某学者所言——就如同看出土文物。录像带的影像重影、变形、噪点多，对于一般观众来说是折磨，同时也增加了人与电影的距离感。高清晰度的DVD光碟使观影变成一种享受，也变得平易，当此时，影迷文化得以迅速培养，发烧友一般能拥有数千张艺术片光碟，而电影学院的拉片室此时门可罗雀。在实践社成立的2000年之前，我们已经能够在市场上买到一些艺术电影的DVD。但是那需要有心人去沙里淘金，实践社则使这些电影较为方便地到达了观众眼前。

在此情势下，实践社很快就由播放国

外艺术片转向播放中国未公映的独立电影，这个时候的观众比播放外国片时更多。中国独立电影自1989年后诞生以来，无论民间纪录片还是第六代的作品，大部分没有得到国内的公开放映机会，整整十年处于被雪藏的状态。张亚璇说：“实践社是第一个开始放独立电影的社团，其他的可能都没有这些条件。虽然101（上海的一个电影小组）更早，缘影会的活动也不错，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当时主要的几个组织人在电影学院，在北京又很容易联系到那些导演，还有当时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实践社是第一次把它们放到公共空间里，哪怕当时是一个酒吧，在这个方面，它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中国独立电影以写实主义取胜，但这些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电影却无法与国内观众见面。多年后，吴文光曾经回忆《江湖》（1999年完成）在实践社放映时的心情：“……这个片子和我之前的其他片子在国内放映场合只是我家的录像机上，观众只是几个朋友，每次绝不超过10个。一般是他们看片，我在厨房做饭。看完了，我饭也好了，通常主菜是我拿手的大酥红烧牛肉。当然不会有正经讨论反馈之类，我也不好意思动员人家说，只是马上说，饭好了，吃吧吃吧。有一次张元和老林（林旭东，曾被称为“地下电影的教父

”）来看《我的1966》，近3小时。张元躺在床上看。完了，老林就说了一句：这是个听的片子。还有一次，刘震云和余华来看《四海为家》，完了就吃饭，边吃两人不断说：红烧肉好吃。

“所以《江湖》在黄亭子放我是激动的。这是一个公共场合，虽然是个简陋昏暗的酒吧，但支起一个小投影仪，投影打在一个长宽100公分的银幕上，放映就成立了。我已经觉得很天堂了。特意约了一些艺术朋友来看，因为他们和我交往多年，实际上都没有看过我的片子（那种在家里靠红烧牛肉喂养观众的方式做多了也烦）。来的人现在记得有：司徒兆敦、老栗和廖文、张晓刚、方力均等。观众目测大概有过百人，密密麻麻挤满酒吧，不少人站着，没有座位。我在黑暗中站着一起看完片子，听着片子里的河南方言在中国的一个公共空间响着，心情比在不久前放过的阿姆斯特丹电影节还愉快。这是我久已期待盼望中的自己拍的片子在中国放映。”

20世纪90年代的独立电影与今天相比，数量并不多，实践社放映的独立电影有《冬春的日子》《邮差》《老头》《北京弹匠》《铁路沿线》《不快乐的不止一个》……放映后一般都有导演现场交流，观众以年轻学子为主。黄亭子的放映据说必须在9点半前结束，以免影响酒吧的生意。

后来负责提供场地的，还有藏酷、盒子、燕尾蝶、北大的蓝院……为了保护版权，有些人要负责跑片，气氛显得热烈。如今张亚璇评价当年的活动，觉得那些物质空间反而比人更显得重要，应该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