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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枝中人与土地关系的重建（第1页）

二、《金枝》中人与土地关系的重建

1。周家五代人对土地的逃离

传统一家之主多为男性，《金枝》中周家也本该如此，可故事里几代男性离开了家。不仅第一代的周同尧、第二代的周秉正和第三代的周启明、周启善兄弟，第四代周拴妮的丈夫刘复来也曾想奔向自由，只是心愿未遂。到第五代，凡生在乡村的周家孩子，无论男女都顺着读书之路自然而然地往城市去了。此举让他们像万万千千个家族那样，印证着百年来由乡至城的轨迹。

在此之外，第一代的周同尧之妻、第三代中的养子周庆凡、周启明前妻穗子则牢牢根植在土地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样的留守故事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不少见，作为家族中处于次要地位的人忠实于土地，获得土地的庇护，更受到它的束缚。穗子接纳了周家大部分房屋地契而被判定为地主成分，这种经历在时代中确实存在，是历史的忠实描绘。

《金枝》中，周启明祖母和穗子都坚信是读书让男人离开了土地。冥冥之中，所受教育似乎成为他们继续留在土地上的巨大障碍，也给他们离开土地在外生存带来底气。第一代的周同尧成为英雄后又在时代变化中经历坎坷，但“解放前的老牌大学生”的经历和工作中的历练，一道使他“与那些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工农干部比起来确实是棋高一筹”（第83页）。再如，第三代的周启明，离家之时正在念师范，到“小延安”竹沟投奔了爷爷，因有文化，写简报、板报，被发掘为可用之才。又如，穗子抱怨第五代孩子们不再回来。这里指的是女儿拴妮子的四个孩子河开、鹏程、雁来和千里。民间“数九歌”在“河开雁来”之后便是一年中万物萌发的春耕时候，这两个名字是穗子起的；“鹏程”和“千里”这样前程远大的期待，则不属于她。孩子们的出息不能减轻穗子心里的委屈，她哭诉：“老屋咋就拴不住他们的腿？……考大学状元榜眼都有了，咱家在半拉县都有威名。可这些没良心的东西，一走咋就都不回来了呢？”（第442页）

虽然城市户口曾经令女儿心动，但穗子坚信扎在土地上意味着拥有粮食、居所，更令人心安。城市中满大街贴着周启明大字报时，土地一度成为穗子认为自己可以庇护城里那一家的底气，是彰显自身能力的工具，“担心他们受委屈，把家里屋子都收拾好，粮食备得足足的，单等他们回来避难。”（第477页）

出乎意料，周启明并没有甘心回到土地庇护之下。几十年来，接母亲去城里、送母亲回来安葬，周启明只在几个时间点中短暂回乡。百年来那些毅然离开的人，不为土地的庇护所动。似乎总有更重要的权衡，使他们忽略这片土地所能立刻给予的，甚至通常看不到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眷念。2。重拾与土地天然的亲近之感

不表现出眷念并非没有，《金枝》观察到有隐线将这些离去的人与土地相连。

离开的人在行动上重拾与土地的亲近，首先表现在周启明身上。这种亲近主要在他作为老干部空闲下来后。原本逃离土地的束缚，年老了却在城市的家中半亩大的小院土地上种起了菜，他想如果母亲还在，这也会给她安慰，“种花种草，她活得也自在些。”（第268页）这块土地还使翁婿亲情浓郁。拴妮子的丈夫刘复来在来探望时帮助周启明建设这片生机，“每锹下去，都扎下去尺把深，把地下黑黝黝的土翻上来，……再仔细撒上各种蔬菜种子，……菜苗就出来了，绿油油的，把周启明的眼睛映照得湿漉漉的。”（第269页）

朱珠也是“看也看不够”的（第270页），感慨从前亲近土地的舒心之余，她也遗憾生长在城市的四个孩子“都不喜欢土地”，不能明白其中的乐趣，更不能从中获益。其中的代表是周语同，“每天不说吃饭，先吃一把药片，人瘦得纸片一样，还不是怪着不接地气儿？……语同怎么就不知道，阳光和风养人啊！”（第274—275页）

语同未必不能领悟朱珠所说的遗憾。《金枝》中，她与拴妮子比对，反思都市和村庄中生活的差别。在都市，焦虑挣扎，“好像驾驶着一辆奔驰的汽车，那刹车总是频频失灵，你甚至担心哪一脚会踏空”；在村庄，“一派天成”，生命“就像一棵无心栽种的树”，“从来都被土地拥裹着”，“是黄土地给了她天然的智慧和生长的密码”（第479页）。人对土地本就有天然不可抗拒的情感，在拴妮子赠送的老家土地中长出的吃食中，周语同也感受到了这种亲切。

周启明在临终前回到故土，像母亲那样，他有回归到熟悉的那片土地长眠的渴望。七十三岁时开始向相关部门要回自家部分宅基地，斥资十万建造四合院，这里不仅是他人生最后仪式中能避开老屋中前妻“旧债”的停驻点，还有那么一些重新为这片土地聚集人气的希望。在清明回到这片土地给父亲扫墓时，周语同在这个居所中感受到穗子和拴妮子默默的善意。也因此，他才跨越了最后的隔阂，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故乡的情感。

可是，个别人与土地亲近感的建立抑或一幢可供相聚的居所，并不能真正为这片土地凝聚人心，大部分时候人和土地仍有着遥远的距离。使土地重新与人联结起来的，是《金枝》中描述的新农村建设。3。新农村建设中土地与人重获联结

《金枝》中，拴妮子主动给城里的周语同送这片土地里生长的吃食，不仅代表着她内心中矛盾的化解，还有她重拾的乡村自豪感，尤其是这片土地上的小麦经由她的女婿、农学博士李庆余进行了改良。

李庆余是拴妮子小女儿周千里的丈夫，人如其名，继承了作为种子专家的父亲“让国家年年丰庆，岁岁有余”的期望（第482页）。他留在妻子家乡这片土地上，是由于他在新农村建设上的抱负。这片土地基础条件优良，等待被开发利用，妻子对老家故事的诉说，也增加了他的热忱。《金枝》中，李庆余由妻子带到老家考察，看到“土地辽阔，但却有大量的耕地闲置”以及青壮年严重流失的代表性农村问题，他清楚要改变传统耕种方式才能扭转“大部分人都放弃了土地”的局面——“把人困在地里不说，天涝了旱了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再扣除种子、肥料、农药，几乎不剩下什么，哪赶得上他们进城里两个月打工挣的钱多？”（第483—484页）

前述在人与土地的亲疏变化上，知识曾扮演着令乡村警惕的角色，现今，新农村建设中，科学知识对土地建设大有益处。对穗子及周启明的祖母而言，读书使她们的丈夫、孩子离开土地，使她们失去了人生幸福，因此她们阻挠亲人读书，不希望他们受学校教育，典型的是穗子不让女儿拴妮子上学，以及恢复高考时阻止上门女婿刘复来考学。其实，早在刘复来在城里帮周启明打理菜园时，《金枝》便言简意赅地反映过知识对种地的帮助——“在种地这件事上，刘复来算是无师自通。这样说也有点夸张，书本也算是他的老师……他借助书本教给他的，出力比别人小，出活却比别人多。”（第276页）也正因为刘复来和拴妮子夫妇对教育的认同，才让儿女成才，也才有周千里带丈夫回来以科研惠及家乡这种后来的事发生。

首先重新聚集在这片土地上的是周家人。因李庆余选择在这片土地进行农科院小麦育种实验，周启明的弟弟启善和拴妮子带着对这片土地的热情，各尽所能加入到农田科学改造事业中；刘复来原本已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县高中教书，又心甘情愿回到这片土地上，以种田好手的身份，为女婿的农业研究提供实践依据，同时帮助下一代习得传统文化；在高校教书的周千里受丈夫感染，以化学助手的身份回到这片土地上协助研究。

自家人归来使得土地重新繁荣，这是周家前几代人未曾想到过的，连周语同这位多见广识的大家长也未预料到，这个长相和行事风格上都像当年的穗子的女孩周千里，完成硕士学业后又攻读博士，开封买房成家后又和丈夫回到乡下用知识造福故土。作品中，在村七年，李庆余帮助乡村更新技术和观念，支持了新农业建设，研究出的豫麦新品种，使得小麦亩产提高七百斤，在抗病虫害、抗大风倒伏、出粉等对小麦至关重要的方面也有改进。在他主导下，人心与人力已被重新聚回到这片土地上，科研成果还将造福更多片土地。

广袤的土地与人重新扎实地联结起来，更多的人将在土地上获得确实的归属感。对这共通的建设意愿的观察，也使《金枝》突破了一般家族史书写的视野。

《金枝》这部作品的家族历史书写本身，对于目前原子化时代的读者来说，是重要的家族经验拓展。书名直接对应了作品中数次出现的对家族中“金枝玉叶”般的后代的观察，作者在一些访谈中反映出来的对后代们的美好祝福也与之应和。

但作品实际已超出了对家族历史的书写，而另开生面。人们逐渐打破身份对情感的狭隘束缚，女性间的恨意终究为精神联结的向往和对人类发展的善意所替代，个人的精神世界也因此有了自由宽广的可能；周家几代男性逃离了土地的束缚后，部分人尽己所能地重拾了与土地的亲近感，但重新扎实联结起人与这片土地的，是周家人参与其中、以科研惠及农村的新农村建设，这还将帮助更多的人找回对土地的归属感。

奔向恢廓的情感，返垦温厚的土地，作品最终呈现的广泛的善意和共通的建设意愿，让人联想到弗雷泽的同名人类学著作《金枝》中所分析的，维吉尔“让埃涅阿斯在进入幽暗的阴间时随身带着一根槲寄生的光辉树枝”，“带着它就能勇敢地面向征途中可能遇到的任何艰难险阻”（英）弗雷泽：《金枝》（下册），汪培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第10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