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处来
大周行政村十六个姓氏,代代相传,几百年来石榴籽一般居住在这一片土地上。他们从哪里来,因何而来,发生过什么故事?
除了安、张、贾、周有文字记录之外,其余十多个姓氏的来路,引起我的好奇,于是在七八十岁的老人中间做了一番调查。
安姓目前人口众多,有自己的家谱,每一代人的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受访者安冠友的祖爷爷叫安选,爷爷叫安振西。
姓崔的来历非常明确。清朝时,祖先赌博发了一笔横财,由东乡来到安庄置地,盖了一院房,占住了路南的一片地方,从一户人家发展繁衍至今,现有131口人。崔学岭能记得的最早祖先名字,是自己的爷爷崔皿。他充满自豪感地在纸上列出目前崔姓人家的每户人口数量。
姓徐的只有两户人家,是亲兄弟,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徐栓城和徐雪城。他们的父亲名叫徐春,在我童年时任大队支书。但是徐栓城的儿子徐洋说,爷爷大名叫徐春亭,他从爷爷的抗美援朝立功证书上看到的。却不知为何大家都称他为徐春。农村人之间,很少称呼姓氏,只是叫名儿,尤以喊一个字而显得亲近:涛、国、娜、茹、赖、枝、璞……人们称他徐春,莫非强调他在安庄是独一户?据徐雪城说,祖先从哪里来的也不清楚,几代以前,是有好几户的。他爷爷兄弟四个,但有两个没有娶妻,娶妻的那一个没有孩子,只有他爷爷奶奶生了一个他父亲,连姑姑也没有,于是徐春这一代人口传承比较惊险脆弱,好在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又各有两个儿子,眼看着又要发展壮大起来。徐雪城妻子说,当年计划生育抓得最紧时,村里领导考虑到徐姓人脉单薄,私下里对他们网开一面,默许二胎三胎,其实也就是让你生到儿子,于是徐栓城、徐雪城兄弟俩一共有七个小孩,四男三女,犹如河水从狭谷中冲了出来,河床宽展,奔涌向前。徐雪城记得童年时期,因村东头的颍河故道积水淹地,他父亲曾经带着他去给爷爷迁坟,挖开来是松木大板(棺材),几十年不腐不坏,证明祖上曾经富过。他说,人就是这样,穷一穷富一富,前面穷了几十年,现在该翻身壮大了。目前农村有两个儿子的非常发愁,但徐雪城没有这种情绪,他为自己和哥哥各有两个儿子而欣慰,辛勤劳作积攒家业为儿娶妻成家在所不辞。
在安庄东头,还住着两户姓赵的——赵学周和赵学民兄弟俩。他们的父亲赵孟杰已经去世,再往上爷爷的名字无从考据。据五十七岁的赵学民介绍,听他奶奶说,他们比安姓来得还早(这一点暂且存疑,如果他们来得早,为何不叫赵庄,为何没有更多人口?),曾经也是大户,人口较多,祖爷爷兄弟三个,爷爷兄弟七个,家有骡马和油坊。20世纪前中期,因抓壮丁和饥饿等原因,家族转眼衰败,人口迅速凋零,只剩下他爷爷一脉。他父亲有了他和哥哥两支香火,现在两人共有三个儿子,又有五个孙子孙女。他家正像徐家一样,有旺有衰,一度人脉弱薄,犹如风中蜡烛,忽闪几下,又顽强挺立,随着时局的稳定、时代的前进而重新燃烧,壮大队伍稳步前行。赵学民目前在乌鲁木齐打工,因身体原因动过手术,不能干重活儿了,打算今年(2023年)干完告老还乡。他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儿子——三十二岁的赵凯涛从育红班开始一直是年级第一,一路领先,顺利考学出去,现在是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博士后,2022年评上了副教授。
张尹的张中保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叫张文亭。我问:爷爷名字不知道吗?家里其他人也都不知?没人告诉你?他说:不知。
姓尹的只知道自己祖先迁来张尹几百年了,至于从哪里来的,说不清楚。尹继忠能记得的最早祖先名字,是自己的爷爷尹丙见。爷爷有四个儿子,父亲有四个儿子,自己有一儿一女,儿子有一儿一女。从祖先到他们也都没有什么传奇和出彩的故事,“都是一般人”(尹继忠语)。目前姓尹的大约有一百口人。
牛姓一百多年前穷困逃荒,先是去了曹庄,后又去了郭庄,都过不下去。后人自己调侃说,因为牛去了槽里会发起来,于是曹庄人不容,撵他们走;牛到了锅里命已休矣,于是自己出走,来到张尹,嗯,这里不错,安居下来。目前已经在张尹繁衍六代,人口五六十,大都在外地工作。牛春付不记得父亲和爷爷的名字,因他两三岁时没有了爹,只知道他爹有兄弟五个,他叔名叫牛书义。牛春付的五叔20世纪50年代去往武汉工作,现一家都在武汉,几个儿子都可“中”;哥哥一家在深圳;只他这一支和侄子共十三口人留在张尹。
贾氏目前有二百多口人。贾保安能记得的最早祖先名字,是自己的祖爷爷贾九、爷爷贾文卷。贾氏目前的最高学历者,是一位同济大学的研究生贾新勇,目前在上海工作。
王姓在三四百年前由西乡田店迁来贾井。目前人口六七十。王彦峰记得自己的爷爷叫王根。当问到他们祖先有哪些故事、记忆和经历时,他只说了一个字:穷。他们姓氏中出名的人是王有志,民国时期任县委秘书,1949年后劳改,死在了辽宁。
吴德安只记得自己父亲名叫吴秉灿。他无法说清自己的祖先为何来到这里,怎么来的。目前他家十来口人生活在贾井。
大周也有几户张姓,与张尹的张不是同一个祖先。他们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只知清代家里开过当铺,后来打油,生活较为富足。曾有祖先牌位供在家中,“文革”“破四旧”时没了。目前在大周村街的中间地带生活,共有五六十口人。张国欣能记得自己爷爷名叫张海,爷爷有一个哥哥叫张贵。张贵的儿子有文化会下卦,有一个万年历,但他沉迷赌博不正干,变卖家产成为穷人。新中国成立后全家定为下中农。目前家族中最优秀的人,在北京交通运输部工作。
陈姓大约百年前逃荒来到大周,从哪里来的无从考证。陈天佑的爷爷叫陈建森,大个子,是个打油匠。陈天佑的奶奶也是逃荒要饭来的。那时她还年轻,带了两个孩子(即陈天佑的两个姑姑)来到大周,好几天没有饭吃,陈建森见她们实在可怜,便收留了娘儿仨,这女人便和陈建森一起生活,生下陈天佑的父亲陈全法,属大龙的。现在陈姓有二十多口人生活在大周。
朱姓老家在朱集,姓朱的本是大周的外甥,从小在大周长大,不想走了,便给他分了一块地,为他娶妻生子,就这样变成了大周的人,如今已在大周繁衍七八代。朱国营的爷爷名叫朱得食,朱国营的父亲有兄弟三个,两个迁到新疆,如今只有他这一脉十五口人生活在大周。
姓孙的来到大周数百年,具体时间他们说不清楚,也不知因何离了家乡来到大周,在村街中段住了下来。大周村街不知为何,不是笔直一路向西,而是在中间地带向南弯了一下,再向西去。弯道处向南向北都有小路,形成一个小小十字路口,称为孙拐,我们东头人说那里是“拐儿里”。姓孙的祖辈习武,曾建有武馆。传说一个姓孙的闺女,出嫁后在婆家屡受虐待,回娘家哭诉。娘家人问她,你的武艺哩,白练了吗?闺女回到婆家,丈夫再来打她时,她将丈夫抓起,从房梁这边扔到那边,从此家里安生,她再也不受欺负。姓孙的曾建有七星庙,有碑文记载他们迁来的经过。后来年馑吃不饱饭,他们也不再练武。孙学义能记得的最早祖先名字,是自己的爷爷孙朝。
师姓于清代末年由本县固厢大师村迁来大周,有一百多年了。师梅英长大后嫁给孙拐的孙学仁(孙学仁于2023年8月18日清晨去世)。现今六十八岁的师梅英能记得最早祖先的名字,是自己的爷爷师仓。爷爷三兄弟民国时期在郾城县衙做事,家庭人口兴旺。目前师姓有三四十人。
梁姓祖籍鄢陵县,祖先在明清时为剿匪元帅。到南方剿匪之后,班师回朝,走到黄河边,遇河水大涨,无法渡河。前面先行官过河进京,而元帅不能按时回京,犯下杀头之罪。反正也是个死,便于黄河南岸自尽谢罪。家里人闻听,害怕受到株连,其高祖奶奶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临颍县的聂刘村。大约二百年前,又由聂刘迁来大周。目前已经在大周繁衍六七代,人口四十余。他们还都知道聂刘埋着自己祖先元帅的衣冠冢,聂刘那里只有高祖奶奶没有高祖爷爷。刚迁来时,还经常回到聂刘祖坟烧纸,后来时间长了,历经几代人,便不再去了,只将大周认作家乡。现今七十八岁的梁丙昌知道父亲名梁宽锁,大爷为梁金锁,爷爷梁园,祖爷爷梁长恩。
最后说说大周村人口最为众多的周姓。志书中已有交代,我们祖先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六百多年。
从教师岗位退休的周建民只知自己父亲叫周玉川,再往上便不知了。
周清贵只知自己父亲名字周林河,大伯的名字周长河。因为他的爷爷去世早,他没有见过,所以不知名字。周清贵出生于1938年,逝于2023年10月29日,和我同辈,我喊他哥。清贵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推翻了我在《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以下简称《回大周记》)里的一些描述,也部分否定了《河南省临颍县地名志》的记录。大周本是分为“东大周、西大周,中间隔个小孙拐”,目前东头、西头的都姓周,中间夹杂着别的姓氏。我们做个合理的推断与假设:明洪武年间,随着迁移大军,两个或两组姓周的人来到这里,两兄弟或叔侄、父子,总之两户人家,分别住在相距一里的地方,互不干扰,各过生活。时光流逝,繁衍壮大,再加上外来人口的进入,六百多年后将大周连接起来,密集成一个大庄,形成了今天其他姓氏都在村街中段、姓周的把守两头的局面。清贵哥最早的记忆,也就是七十多年前吧,他家西边不远,没有几户人家,路北姓陈的两家,路南有一户人家,还有一个沙梨园。园子属于贾井和周姓人家。这和孙学义讲述的孙拐七星庙西边曾有条大路相契合。可能后来人口增多,住房建得多,致使大路消失。
周宗信知道自己的祖爷爷叫周廷聚,爷爷叫周林政。关于自己祖爷爷的名字,他曾经专门找过一位年逾九旬的堂姑(即周树功的姑奶奶),询问名字是哪两个字,那位堂姑也不知道,只知是这两个发音。
生于1970年的周树功知道自己祖爷爷的名字叫周林冬(与周宗信的爷爷周林政是亲兄弟)。小时候他听爷爷周进财说,当年他家比较富足兴旺,埋周树功爷爷的爷爷(周林冬与周林政的父亲周廷聚)时,十分隆重,请的有道士,出殡队伍在街里向西,由孙拐向北去往后地,沿途不远就设一个祭桌,供响器班喝水歇息。
我为什么好奇于大家是否记得自己最早祖先的名字呢?是因为在时光长河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短暂而微茫。一个人死后几十年,人们就彻底忘记了你,跟你见过面的儿子孙子还记得你,偶尔会提及,而你那从未谋面的重孙重重孙,压根就不知你是谁。你的一切感天动地的奋斗挣扎、功过毁誉、爱恨情仇,都跟着你一起化为了泥土,即使是流淌着你的血液的后代也不再知道你,更不会想念你。而活着的人,却认真地为后代着想,尽其所能,要留下一些精神的、物质的东西,哪怕挖地埋藏,修于墙内,也要将自己的爱意和温度保留下来。比如一个人在修缮老屋时,院里挖树时,拿到祖先留下来的一个布包或者小罐,里面有一丁点钱财,那么他得到的远非是这点财物,而是一份浓浓的亲情和厚爱,仿佛立即听到先人那怦怦跳动的心,触摸到他们的肌肤与温暖宽大的怀抱。传宗接代,兹事体大,没有个儿子万万不可,哪怕他一无是处变成祸害,只带给自己痛苦和烦恼,也必得生个儿子才行。千百年来,乡村的人们凭着这一坚定信念在世间活着,于时光流逝中绵绵瓜瓞,使大地生机勃勃。而后人解决了温饱,有了丁点思索能力和梳理能力,便想探寻祖先的来历和故事。就像现在的我,成为一个写作的人,就很想知道自己出生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想要获取祖先的点滴故事以及模样。通过种种方式找寻想象,仿佛看到他们在这片大地上行走劳作,婚丧嫁娶,生生死死。我曾参观山西省洪洞县的移民博物馆,在大槐树下,在那些塑像面前,虽然知道这是人造景点,但看着那些沧桑悲愤的面孔,骨肉亲人不得已分别离散的场景,我想象着,假如能够穿越回去,有人确切给我指认一个哪怕是乞丐癞痢头,说这是你的祖先,我也会跪在他的脚下,喊他先祖爷爷,抚摸他身上的伤痛。我想象着雕塑群的这些人里,有我的周姓祖先,不知经历怎样的艰难屈辱和无尽伤痛,一路向南,走到颍河之畔,停留下来。那一刻,才知道血缘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没有任何道理地瞬间接通你的内心。
我家祖先的名字,往上追溯也只能是五代,祖爷爷叫周柏木,老祖爷爷名叫周墩。也就是说,我的父亲和叔叔,也只是记得自己祖爷爷的名字。我的爷爷周长安,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深眼窝,双眼皮,大白胡子,长得有点像马克思,行走如风,声音洪亮,享年八十四岁。我童年在大周对他有着清晰的记忆。他在世时留有两张照片,都是在西安照的。父亲感到欣慰的是让名叫长安的爷爷到长安城里来了两回,逛了几天。我的奶奶名叫李英,娘家是桥口的,个子矮小,性格急躁,要强能干,节俭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活了八十一岁。爷爷奶奶都是1990年去世的。奶奶说爷爷打过她,所以二人一辈子感情不和。父亲说,他小时候上学回家的路上,总是非常担忧,害怕一进院子又见到爹娘在吵架打架。也可能是奶奶生错了年代,在那个时候,男人打女人是正常现象,很多女人都不记仇,挨完打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该干啥干啥。但奶奶却耿耿于怀,到年老都不能原谅爷爷。我记忆中两人不在一个屋子睡觉(也可能是因为进入了老年),也很少好好说话,主要是奶奶对爷爷不满,总是指责外加嘲讽,随时会提起过去的事,火气很大,说起爷爷和姑奶奶(即爷爷的姐姐)的种种“坏处”,让我和眼前慈祥的爷爷总是对不上号。记得有一次,奶奶生病躺在床上,爷爷走过去弯下腰,额头贴在奶奶额上,试试她是否发烧。小小的我见到这一场景,万分惊讶,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男女之间有肢体接触,我从未见到二人这么亲近,我以为他们一辈子都是分开睡觉,我以为天下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分开睡觉的,因为我看到戏台的官人和夫人,都是一人从戏台这边出来,另一人在那边出来。我1979年转学去了西安,离开了爷爷奶奶,回来探望也是短暂几天。据树功说,1989年下半年,爷爷身体开始不好,哥哥在家里张罗着打棺材,做好之后,奶奶给爷爷没好气地说:大棉袄做好了,板也做好了,去吧,侹进去试试。爷爷哼一声说:不定谁先使哩。一语成谶,果真奶奶走到了前面,先用了这个棺材。
据我父亲讲,我家祖上人寿命较长,都能活到八九十岁。他的爷爷周柏木,有一天早上家人做好饭端至床前,发现他已经在昨夜的睡梦中死去。我叔叔说,他对自己的奶奶还有印象,“娘家是北乡袁庄的,个子不太高,偏瘦,有支气管炎,冬天老咳喘,大概在1953年的腊月十二去世,寿到九旬”。至于我的老祖爷爷,留在这世上的,除了周墩这个名字之外,再没有别的任何信息了。
我想再往上挖,但名字是没有了。据我叔叔介绍,我的爷爷、国珍哥的爷爷、明臣哥的爷爷,这三个老头儿的爷爷,是同一个祖爷爷。这个信息也不知是怎么保留下来的,也就是说,我与国珍哥、明臣哥,是不出五服的兄妹。关于到底几代,我是扳着手指头也查不清了。
不知多少辈之前,在我家现在老屋的院子里,杰叔、雨叔、树功家的祖上,住着一对没有儿子的夫妻,农村人称为绝户头,我的某一个老祖爷爷过继给他当了儿子,继承了他的院落。所以我家既跟东边近门,也跟西边近门。和东边是血缘近,和西边是名分近。近门还分为亲近门、远近门,我家祖上一直都是单传,所以没有真正的近门,又不想过于孤单,就把国珍哥和杰叔、雨叔、树功他们都认作近门,也叫远近门。总比没有强。杰叔、雨叔大名叫宗杰、宗雨,跟树功他爸宗理叔,是同一个爷爷,所以他们是亲亲的近门。过继时他家有钱,住的是楼房,几代相传下来,据说到我祖爷爷周柏木这一代,出了浪荡子,他弟弟不成器,五毒俱全,败光家产,偷卖田地,死在外乡,没有后代,似乎名字也不值得记下。祖爷爷家里由此破落,穷得过不下去,楼房拆去卖了木头砖瓦,勉强搭了草房度日,于是我爷爷成为下中农。
可是据我父亲说,我家祖上跟焕章大爷家祖上近门。叔叔说,跟焕章大爷家也近,但没有跟国珍和明臣家近得很。哈哈,当然如果这样细究,一路刨到祖坟里去,其实全大周的人,尤其东大周的所有人,都是同一个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