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德静向单位上请了两天的假,陪姜毅从公社到县里,从县里再跑回到公社,两天里,连着跑了四五趟来回。
县里的说法,公社里报上来就是这样的名单,县里是按公社的方案批复的,且里面并没有做更改。
公社说,写在名单上的名字是公社改的,是县里面打的电话,让这样改的名单,其实方案不是公社里改的。
可再问公社里是谁打的电话,公社的干事说就是管招生的领导。
他们再找回到县里,问有没有打过这样的电话,没人说给公社里打过电话,电话就是催公社上报名单了,具体的名单都是公社里定的。
如此跑了几个来回,两人都没了心气,严德静对姜毅讲,“兄弟,这事看来根本弄不成,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人,推来推去,找不到后面的人。要不你还是来辛屯上班吧,你来上班,离我也近便了,咱哥俩儿也好做个伴,相互照应,再说了,现在是工农兵上大学,来辛屯不代表着以后读不了大学,来辛屯是一步,说不定你的表现好,领导赏识,明年就有机会再从辛屯矿去上大学了呢,辛屯也能推荐大学生的。”
一个礼拜后,姜毅用自行车驮着铺盖卷来到辛屯矿报到。
报到当天,他一定要拉着严德静去南滩照相馆照张两人的合影照,在上面写上“革命友谊”四个字,他悄悄地对严德静讲,“其实我想在上面写上‘好兄弟’或‘患难兄弟’,可照相馆的人不给写。”
严德静讲,“你遇到困难了是真的,我可算不上遇到难了,也就是好兄弟,也就是革命友谊。”
照像师看到姜毅说,“你们上次的照片从县里面刚放大送过来,你正好带回去。”
姜毅抽出放大的照片,上面写着“欢送姜毅和庞美璇革命同志”,眼睛一酸,眼泪差点又掉下来,他转脸对严德静说,“你看,我丢了大学,你丢了对象吧,还说你没碰到难处。庞美璇也走了,跟你肯定不可能了,我昨天听说,别人给她在善国县也介绍了个对象,对象的妈妈是善国县革委会副主任。”
严德静听了心里一沉,脱口而出,“她都要去读大学了,可能回不来善国县,这样介绍对象能成吗?”
姜毅嘿嘿一笑,“她对象去年就去金陵大学读书了,你说两人成的可能性大不大?”
姜毅虽然没能读上大学,但辛屯报到后,却没有按照原来招工时说的分到采煤队下井,劳动营听说他在下乡时表现不错,文化水平高,虽然工种是下井工,但却是在机电科,分配的师傅是周树海。
严德静听说周树海做他师傅时,一皱眉头,姜毅看他皱眉头,问,“怎么了,这人不好吗?”
严德静讲,“也说不上不好吧,我到也认识他,他跟我大学校友郑济国是老乡和同学,原来见面时也打个招呼,算熟人,前一阵子办六一五学习班,他也是学员,还看管跟我关系挺好的吕兴全,看得特别死,上个厕所也一直跟着,所以有点烦他。”
姜毅说,“我也刚拜师傅,感觉人还行,好像比较稳当,下班的时候,还带我去医务队看了他原来的一个伙家,讲要是他忙不过来的时候,要我去病房里帮他照看一下,我看他家里三个孩子,家里事情也比较多。”
周树海带姜毅去医务队照看的病人是张开明,原来在采煤二队时住一个集体宿舍的。
张开明是从矿务局医院转院回来,转院回来的时候,矿务局医院的大夫讲他的肺全是黑的,完全钙化了,天天跪着坐着就是躺不下来,喘气的声音像拉风箱一样。
张开明住回辛屯医务所的时候,挨着床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小脚老太太,看着慈眉善目,也不太说话,张口讲话也是听不懂的南方口音。
周树海一天陪护张开明时,正碰到魏广忠带了两个人来看老太太,旁边的人一直给做着翻译。
后面周树海悄悄问魏广忠老太太是谁,魏广忠讲,“是楚洪的丈母娘,姓黄,尹黄氏,年龄大了,跟着女儿女婿过,她是湖北人,当然听不懂她讲话了。”
两个晚上后,老太太嫌张开明太吵,就换了一个病房。
后面张开明基本单独一个人,张开明喘不上气来,整天说,“把我的胸给敲开吧,实在喘不过气来,要么就说给我一根绳子让我上吊算了!”
吓得护士和家人把所有的绳子都收走了。
姜毅就是在张开明的病房里,知道了什么是矽肺病,从此,他在井下做活的时候,再不方便,他仍坚持戴着防尘口罩。
那个时候,他没想到几十年后自己成为中国着名的律师,在他成为大律师的时候,他依然为许多的矽肺病病人免费打官司,这些病人从煤矿井下到路桥隧道,从养殖厂到石器厂,天南地北无所不在,甚至有人为了打官司不惜开胸验肺。
姜毅一直记得矿上的第一个师傅周树海说的,“老百姓,还是命不值钱!有点病不当回事,喝点水,顶顶就过去了。张开明不是不知道干活要戴口罩,他咳出来黑痰也不当回事,反正周边的人咳的都是黑痰。张部长给他寄过黑木耳他也舍不得吃,又送给了爹娘。医院追着他复查矽肺病的时候,他想方设法地躲开,他知道如果再查出来,他就要换地面上的岗位,工资会少很大一截,他说把爹娘送终三个孩子养大,他这条命也值了,他闭眼前最后一句话是‘老天待我不薄,我这条命也值了。’“
姜毅到了辛屯的半个月后,就跟着周树海一起把张开明送到了火葬场。
火葬场上,周树海又碰到早了一点来的楚洪。
几天前,他的丈母娘在家里上吊了。
”活得太长没啥意思了“,这是辛屯人后面一直在传的,楚洪丈母娘临死前反复念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