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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鹿场跌跟斗（第1页）

我与卫仁休、曲淑琴两位同学是1976年国庆节前回到鹿场工作的。记得在离开砖厂前，我们曾和所有的人一样都经历了一个“天塌一般”的大事件：即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与世长辞。

当令人失魂落魄的哀乐响起，列队站在砖厂办公室门前广场集中收听由夏青带着悲恸语气播诵完中央治丧委员会布的讣告后，全场顿时响起一片啜泣之声。我敢说，那一刻就是全国各族人民“泪飞化作倾盆雨”的国殇之时。每个人都是揪心一般的难受，每个人都有着天塌一般的同感。时隔多天以后，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举行了史无前例，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在华国锋主席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悼词中，他对毛主席缔造人民军队，带领全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进行了全面回顾，尤其是重点强调了必须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就在追悼大会开过1o天左右，二分场根据工作需要向农场人事劳资科递交了请求将卫仁休、陈孝章、曲淑琴调回二分场工作的书面报告。对此请求，场人事劳资科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三人在国庆节后便正式回到鹿场后勤作业队报到上班了。

记得第一天上班我被分配跟王景信赶的马车往回拉“青贮”。王景信是一位35岁左右的山东人，中等个头，很能说，干活绝对是把好手。当时他家哥5个都在二分场工作。老大叫王善信、老二叫王忠信、老三叫王景信、老四叫王君信、老五叫王云信。父母跟老五王云信住在一起。哥几个的老家是山东诸城，于1967年支边来到张家园子农场二分场。所谓“青贮”说白了就是冬天给鹿吃的粗饲料。就是在饲料地里用机播的玉米和大豆趁其秧棵长到一人高时将其用镰刀割下，然后用车拉回南场院挖好的“青贮窖”旁，再用电动铡草机把它铡成“一那长”的小段埋到地下的“贮窖”中存放到落雪之后再取出喂鹿的一种粗草料，就叫“青贮了”。难怪这种“青贮”鹿特喜欢吃，待这种粗饲料窖藏到春节前后取出喂鹿时，经过酵后的“青贮”竟然能散出浓浓的酒香味可好闻了。那时候，分场动不动就以义务劳动的名义搞会战，但却没有一个人敢牢骚。大伙吃完晚饭让几点到就几点到。我第一天上白班是跟车拉青贮，晚上就参加义务劳动铡青贮，从晚7点一直干到1o点，而且领导也都跟着一起干。从劳动强度看，一点都不比砖厂轻闲。当然了，义务劳动倒不是天天如此。因为铡青贮毕竟是个时间性比较强的工作，不抢时间“青贮”就不保鲜了。

当时，分场对职工的政治学习抓的老紧了。但几乎占的都是晚上7点到1o点这段时间学习和讨论。我由于口才好，自打回了鹿场职工政治学习或团支部活动，读报的活儿几乎就被我承包了。当时鹿场的团支部书记是兽医王术本。我一回到鹿场在团支部里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鹿场的中心工作是养鹿。故一切工作都要服务服从养鹿大局。当时分场的青年男女除绝大部份是职工子女外，还有好几位是来自镇赉县城的知识青年。如小顾、小贾、大张、梁策等。许多素质较好，特别是责任心、事业心较强的年轻人都在养鹿队从事养鹿工作。在鹿场，每一个年轻人都以能成为一名养鹿工为最荣耀的事。所以能跻身养鹿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这里所说的不容易主要是指岗位有限，在外边要进养鹿队的人都在那排着队往里挤呢！

前段时间淑峰姐回来送孩子在家只住了一周就返回吉林上班了。说实话，姐姐是从困境中解脱了，但无形中却把生活压力转嫁给了我们的母亲。自此，没有一点怨言的母亲一边伺候着3岁的妹妹于丽，一边还要伺候不满百天的外甥女金巍，可真的是不容易。关于这一点，姐姐也觉着不好意思，所以便主动提出把老五带到吉林去上学，以便让老妈在老五身上少操点心。就这样，姐姐在返吉时才顺便把老五给带走了。

外甥女金巍在鹿场一呆就是4年。在此期间最难的是解决孩子的吃奶问题。好在当时鹿场鹿队养了两头奶牛（为新生鹿仔哺乳所备）每天都可以买到一点鲜奶，但量很有限。随着外甥女的一天天长大，进食量一天天增加，所以还必须得靠把炒熟的小米轧成粉加糖做为主食弥补牛奶的不足。屈指算来，外甥女金巍在鹿场生活的四年间，风雨不误打牛奶和轧小米面的活儿几乎都落在老六久章的身上。轧小米面的活儿可不轻松，每次都是在碾房抱着碾砣轧的，轧一遍用细锣筛一遍，每次都得轧个十来遍。由此可见，金巍能长大成人，她老舅久章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鹿场后勤作业队的工作很杂。它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养鹿队搞配套服务的。当时养鹿作业队的队长是邱元志；后勤作业队的队长是高万龙。我们家从腰杭搬到鹿场的时候分场书记是王佐相，场长是卫仁休的父亲卫中凡。1976年年初王佐相到了退休年龄，所以，场党委才把一位叫杨德武的中年人派来当了分场书记，卫中凡仍任场长。杨德武是一位职业兽医。此人党性观念强，理论政策水平高，性格倔强，是位作风正派，原则性、斗争性都非常强的人。他的老伴在场部加工厂工作，家中有4女1子。他的二女儿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杨晓娟。杨德武书记是位政治、思想、作风都非常过硬的一位分场干部。用现在的话说他除了在思想上有些过左的表现外，在其他方面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杨书记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尤为突出。特别在率先垂范方面能够始终走在分场职工的最前面。

例如在国庆节后通过会战形式往回抢收甜菜的事，在整个劳动过程中他和普通职工一样一晩上要往回挑1o几趟。累得靠墙根睡着了吃饭饭碗掉在地上都不知道。他这种工作中的“拼命三郎”精神深深感染了分场的全体干部职工。一时间，分场“抓革命，促生产”的风气成为主流，这与他凡事以身作则，事必躬亲的个人模范作用是绝对分不开的。

1977年春节过后，根据工作需要杨德武书记调回场部机关工作。接着派来二分场担任分场书记的是一位名叫徐乃迁的人。徐书记约有4o岁的年纪，说话慢声拉语，走路习惯迈着四方步。此人心地善良，一身正气，凡事能处以公心。自从他来到二分场工作后，我便在暗中把自己摆在了徐书记心腹的位置上了。徐书记的爱人叫张艳杰，在分场卫生所做大夫。私下里我称她为二姐，家里有什么重活我都主动抢着做。凡事都是相对的，有一利必有一弊。由于跟徐书记家在暗中走得较近，所以自然引起了身为场长的卫中凡的忌恨。其实，在此之前徐魏之间就有着很深的成见，只是我不知情罢了。先他二人是左家特产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在校期间彼此就有很深的成见。其次，整个农场除卫中凡以外，徐乃迁是唯一一个懂梅花鹿饲养技术的人。由于徐乃迁的存在，卫中凡在梅花鹿养殖专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所以魏某人才在骨子里十分仇视老同学徐乃迁。

在徐乃迁书记没来鹿场任职之前，在梅花鹿养殖这一块被卫中凡控制得几乎“水泼不进”。凡属梅花鹿养殖技术方面的问题没有魏场长的点头同意是绝对不可以的。针对这种情况，场党委为打破鹿场“家天下”的状态所以才把徐乃迁派来鹿场当了书记。

自从徐乃迁来到鹿场工作后，两人在政治上斗智、在业务上斗技、在人财物管理上斗话语权的“全方位斗法”就算正式拉开了序幕。在徐魏双方的角斗中，我做为刚刚走向社会的一个新兵要么站在徐乃迁一方，要么站在卫中凡一方，根本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经过认真权衡，认为徐乃迁是分场的一把手，在政治上是分场的“舵把子”，我只能旗帜鲜明地唯徐书记马是瞻，才能在鹿场这盘“棋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但我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把自己放在了徐魏“斗法”的最前沿。

在徐乃迁没出任鹿场书记之前，鹿场的中心工作绝对是梅花鹿养殖。场党委评价鹿场工作是非成败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梅花鹿的养殖效益。在这一点上，魏场长是绝对无人能够替代的“技术权威”，所以便自然造成了农场从上到下在梅花鹿养殖专业上的“一言堂局面。大家知道，农场上养鹿这个项目是绝对投了血本的。先撇开效益如何不谈，单就新建鹿苑、引进种鹿、组建专业饲养队伍的一次性投入和后续每年的日常管理投入就支出了巨量资金。说白了，在平原养鹿是当时农场一项非常奢侈的创新性尝试。最初阶段农场在人财物力上真是做到了一路“绿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可谓是“有求必给”。正因如此，前两任外行书记要想出政绩只能依赖和依靠魏场长。由此一来，魏场长在鹿场便有了绝对的“话语权”。不论是养鹿专业队，还是后勤农耕队的职工都得看魏场长的脸子行事，任何人都不敢说个“不”字。

我们家刚从腰杭搬到鹿场居住时，因孩子小都在上学没有人在鹿场工作，故与邻里之间一直相安无事。尤其在73年8月至76年3月间，我家与魏场长家的关系也处得相当融洽。在那一时期，我母亲几乎承包了魏场长家大人和孩子的理，故在魏场长与其老伴的关照下，邻里之间的关系也都很好。所有的改变，均因我与魏场长的儿子，同学卫仁休从砖场调回二分场开始出现的。特别是当徐乃迁出任鹿场书记后，这种变化开始变得愈演愈烈。

就当时鹿场的政治阵容和行政格局而言，我就是一枚无法置身局外的“棋子”。说句心里话，我哪是故意要与魏氏父子为敌呀！而是当时的政治格局要求我必须做出选择。于是，面对着摆在我面前的迫不得已，我只能义无反顾地选站了徐乃迁书记一边。

打这以后，在我们这个孤寡之家的日常生活中，各种“别别楞楞”的事情开始纷纷出现了：

先是，左右近邻无缘无故地开始找茬“骂街”。其中尤以左手边郎春华家和右手第二家的尚文生家最甚。老郎家是与卫中凡家一起从旺清县迁到农场来的。家中有个老头领三个儿子。老大郎春华在场部修配厂当钳工，刚结婚不久，媳妇也是旺清那边的人；老二郎春彦在鹿场鹿队当养鹿工，是75年“六。一”农场第三届职工田径运动会的5ooo米冠军；老三郎春林正在场部中学读书。这家人最可恶的是郎春华的小媳妇。隔三差五的就骂街，话骂得老“砢碜”了。起因不是今天丢了个鸡蛋，就是明个少了个鸡崽，无中生有，指桑骂槐，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在骂我妈。起初我妈被气得鼓鼓的，但也没轻易搭话。因为人家也没指名道姓地骂。

大凡势力小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性，即得寸进尺。见指桑骂槐地骂了几次“杂儿”，人家就是不搭茬，郎春华的小媳妇终于耐不住性子开始登鼻子上脸了。在农场过日子，家家都备有一个柴禾垛，老郎家的柴禾垛和我们家的紧挨着。一天，郎老大的小媳妇又开始骂上了：

“干他妈啥呀？想鸡巴老爷们了咋地？总上俺们家叨扯他妈的啥呀？”她一边骂着，一边指着他家柴禾垛出现的一个新茬口给站在旁边的邻居看。

是可忍，孰不可忍。见她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我家，我的母亲决定不再忍隐。于是便搭上了话茬：“老大媳妇呀！你今天的话骂得可不大受听啊！你凭啥说你家丢柴禾就是我家偷的？再说了谁能证明是我家人干的？请你不要血口喷人！”

“除了你们家没别人！我要是有证人的话，我今天就会撕烂你这个老逼帮子了，还会跟你这么客气！”郎老大媳妇又开始变本加厉了。

“没有证据，就不许你妄口八舌！”我母亲据理力争。

此时，前后左右的邻居都出来看热闹了。卫中凡的老伴还假惺惺地走过来以场长夫人的口吻对我妈说：

“老嫂子，人家丢柴禾了也正在气头上，你总得让人家骂两句出出气吧！再说了人家也没一口咬定就是你家偷的！”接着，只见她装模作样地对郎老大媳妇说：“老大媳妇，你也别骂了！连个证人和证据都没有你瞎骂个啥呀！”

见卫场长老伴以给双方各打5o大板的方式都做了压服，矛盾双方还真就都往后退了一步，没再往前赶扯。但我的母亲内心很清楚，这不过是卫场长老伴导演的一出戏罢了，“大戏”肯定还在后头。

时隔不几天，老郎家的表演刚消停点，老尚家又来找“茬”了。尚文胜年约55岁，家里有3个小子5个姑娘。大儿子尚志业唢呐吹得很棒，二儿子尚志东因在分场因公致残后被安排到场部卫生所工作。其余5个姑娘和1个小子都在中小学读书。尚文胜是卫场长的“死忠粉”。此人一贯以“马列主义尖朝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行事下作闻名邻里之间。

在我家与卫场长家没产生隔阂之前，尚文胜看老卫家面子还真没敢把我们家怎么样。然而自打徐乃迁书记到任后，尚文胜在暗中得到某人面授机宜后才正式把脸黑了下来。尚文胜岁数不小，人倒好美。自打来了鹿场后头一直由我妈给剃。起初剃头还是挺规矩的，可是在76年4月份一次剃完头后他竟对我妈开始动手动脚了。气得我妈直接把这个老不正经的家伙一顿臭骂推出屋外。打这以后，两家算正式结下“梁子”，并多次生口角。

说句实在话，二分场的绝大多数职工都是有是非观念和正义感的。许多人都在暗中为我们家的处境鸣不平，觉得郎尚两家甘被别人趋使，助纣为虐，欺人太甚了。

针对郎尚两家对我孤儿寡母的欺侮行为，直到本年暑假我家老五从吉林回来对郎春华和朗春彦两兄弟的一顿“玩命暴打”才让他们从此彻底消停下来。

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郎老大的媳妇因小鸡下蛋丢了又开始骂街了，而且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刚从吉林回来的老五和老六哥俩。在我们两家之间是道一人多高的院墙，当老大骂得正欢的时候，郎春华和郎春彦也都蹬着椅子加入到骂街的行列。俺家老五本来就性情暴躁，他哪受过这个气呀！于是，他在厨房拎着铁锹就奔着郎春华和郎春彦哥俩隔墙就劈了过去，给那哥俩一下就干灭火了。紧接着，老五又出院蹿到老郎家院里想继续劈郎氏两兄弟，吓得郎春华和郎春彦早就躲到屋里没了动静。这时，左邻右舍纷纷上前把老五给拉了回来。

这一事例说明：关键时刻“以暴制恶”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方法。仅凭老五这一个举动就等于告诉“郎尚”两家“士可杀不可辱”，一旦逼急了人家可是敢于以命相搏的。说来也怪，打这以后郎尚两家立马也就消停了下来。

其次是，工作中嫉恨我、挤兑我。心术不正的人一旦鼠目寸光，只计较眼前利益，那么他们的最终结果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是跟同学卫仁休一起回鹿场工作的。这种同学关系对我非但没有一点好处，反倒成了勒死我的一道“绞索”。在这种关系面前，倘若卫中凡父子能够正确对待并摆正心态，那么给两个孩子的展都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展空间。但他们父子却没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在农场高中读书期间，卫仁休是班长，我是团支部书记，两人都是响当当的名人。本应都是可堪培养造就之才。但他们却错了，把我当成了横在卫仁休面前的“绊脚石”，时刻把我当成各方面都是横在卫仁休面前的“死敌”。凡事只能在卫仁休之后，绝不可以比卫仁休强。正因为他们父子为人做事不够光明坦荡，所以我自然也就成了人家的“全天候”监管对象。稍有差错便会置我于死无葬身之地。

必须承认，卫仁休论心智和能力也是不错的。跟我相比只是口才、写作和表演能力略逊一筹。而回到鹿场后，徐乃迁书记最看重我的也就是我的这种能力。每到分场开会、政治学习或团组织活动，文字材料几乎由我包揽；读报学习均由我诵读；在分场开辟学习和批判园地均由我操持布置。如此一来，就把卫仁休闲起来了，气得他们爷俩只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在背后牢骚和散布不满言论。对于他们的不光彩做法，我总是佯装不知依然该咋做还咋做。因为我只相信一点：党组织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再次是，在政治上对我小题大作，无限上纲，疯狂构陷。回顾我在鹿场38个月的工作历史，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是：1977年4月，我被“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帽子”，开除团籍，并在政治上把我彻底推上“绞刑架”的事情。

整个事件的详细经过是：1977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和卫仁休被农耕队长高万龙分配跟尤永财所开“耶特”车往饲料地里送粪。当我们往地里送第二车粪的时候，“耶特”车突然出了故障自己灭火了。此时，卫仁休拿平锨在车上往下推粪，我在下边拿二齿子往下扒粪，一车粪刚好缷下来一半。我见车停了下来，便顺手把二齿子往耷拉着的“耶特”拖车左煞箱板上一立，就与卫仁休两人一边抽着烟，一边就“用秃尖二齿子能不能把耶特大胶轮刨冒气的问题”扯起了“闲篇儿”。

我当时所持观点是：耶特大胶轮胶皮厚、弹力大用秃尖二齿子肯定刨不进去。

卫仁休所持观点是：耶特大轮胶皮虽厚，但用秃尖二齿子使劲刨也是能刨进去的。

正在我二人你一言我一语激烈争辩之时，尤永财突然把车捅咕着火了，随着耶特的向前走动一下把靠在煞箱板上的二齿子带翻到地垄沟，导致二齿子的一个齿尖正好被拖车左后轮压个正着。见此情形，我飞跑到耶特车前面示意赶快停车。耶特很快就停下了，但二齿子的一个齿已经从车轮的旁边扎了进去，此刻车胎的气早就跑光了。于是，我跟卫仁休三下五除二就把车上的粪缷了下来，司机迅把耶特开回机务队只用半个小时就把车胎粘好又接着送粪了。

按说这么一桩由两个刚毕业学生引的一桩小事跟“阶级斗争”是不沾边的，但因生这件事的背景、时机以及牵涉多种复杂因素，所以还是差点毁了我的整个一生。

至于事件起因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耶特事故”生当天，农场推荐我去内蒙五岔沟林业局做宣传干事的调令到了。当卫中凡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情况后，为达“一石二鸟”目的，他竟无中生有，蓄意歪曲事实向场党委闫振生书记告“黑状”，一口咬定就是“陈孝章故意破坏农业学大寨”。得知这一情况后，闫书记无比震怒，迅即责成场团委对“耶特事件”进行调查，不容分说地对我作出了严肃处理：一是撤销调往五岔沟林业局作宣传干事的调令；二是责令场团委开除陈孝章团藉；三是保留工职，永续不予重用；四是以陈孝章做为反面教材在全场团员青年中开展一次思想教育活动。

一时间，“陈孝章故意破坏农业学大寨”成为农场特大新闻。为此，徐乃迁书记向场党委专门作出了书面检讨；鹿场团支部借机对我开展了3次批斗会；为配合其他分场的思想教育活动我曾先后7次违心前往其他分场进行现身说法。对于我来说，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岁月。寻死之心时刻都萦绕在我的心头。在长达半个月时间里，我被人呼来呵去，近乎完全丧失做人的尊严。连日无休无止的反省、检讨、批斗终于让我一病不起，高烧竟达4o度。此外对我的家人而言，邻里间的歧视、白眼，还有孩子们的讥讽、谩骂一起齐向母亲和两个弟弟压过来，让全家人瞬间都象坠入了地狱一般。因为我的缘故，让母亲的头一夜愁白了许多，但她还是一边伺候着两个小的，一边照看着我咬牙硬撑着没有倒下去。

三天三夜过后，当时只有19岁的我终于又活了过来。先进入我眼帘的是母亲的一头白和她两眼深陷，一脸褶皱的面容。看到母亲的样子，我顿时被惊呆了，心想：这还是我的母亲吗？良久，我一把抱过母亲嚎淘大哭起来……。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一个人只有经历过一次精神上的生死劫难后，他才能真正变得坚强起来。别看我年纪不大，但我却早早经历了生父之死、继父病亡和这次“政治劫难”的人。不知为什么，自打这次大病初愈后我竟突然像变了个人顿时坚强起来。尤其是当我看到母亲的一头白后，一种负罪感和强烈寻求重生的念头让我在心中暗暗誓：我一定要在哪跌倒在哪爬起！为了不让母亲在新添一根白，我一定要活出个堂堂五尺男儿的样子！我要做强者！绝不作懦夫！

打这以后，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工作更积极，做人更谦卑。一有空儿就读中外名着、背唐诗宋词、背现代成语词条。此外，除了潜心学习外，我始终一刻没有停顿地向场团委卢方书记写申诉材料。仅从“耶特事件”生到当年9月，共向场团委投送申诉材料12份，藉以自洗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