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八个待提拔干部中唯一没有通过的,是几年前分配来的一位大学生,叫杜家伟,在安全科工作。
一说到他,几个党委委员都列举了他各种不妥的言语和行为。
一个说他分到辛屯以后就没安分过,整天嚷嚷着要调动,说不会在辛屯干一辈子,一个讲他喝了酒跟周边人吹他以后要做大人物,给他一个局长做他都看不上,别人笑他不知天高地厚,他就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还有一个说他来了没多久就跟矿上一位老职工的女儿结了婚,结婚的时候在矿食堂还大摆了五六十多桌,在辛屯搞了很大的一个场面,但结婚的第二个月就跟老婆提离婚,是他主动提出的,老婆刚怀上,要死要活差点出了人命,这可是两条人命,传说他又喜欢上别的女人。
周树海讲,“听说过这个事情,我原来住的旁边29号楼老邢的闺女,听说刚结婚没多久,就喝安眠药,幸好抢救过来了,原来是这个姓杜的干的好事。”
赵书记问,“谁推荐的这个杜家伟?”
组织科长讲,“安全科长推荐的,推荐的时候也说,杜家伟这个人干活也是挺能干,点子多胆子大敢担责任,就是不安分嘴也不太把门,科里很多的活儿,现在基本就靠他挑头完成,科长报的时候也悄悄跟我说了,不一定要马上提,先报一下,算给他个定心丸了。”
赵书记一问几个党委委员的意见,大家都说,“提拔杜家伟影响太坏,还是要让他锻炼几年再说。”
科级干部提拔的名单在局组织部里要报备一下,任命在节前虽然没有下来,但消息立马在辛屯职工里,尤其是干部队伍中传开了,春节的时候,几个要提拔的不免多破费些,请请相熟的朋友、同事,过了十五,也传出来没有提拔的杜家伟辞职离开了辛屯。
周树海听说了问组织科长同“没见过杜家伟办辞职手续,他怎么辞的?”
组织科长说,“那个杜家伟傻大胆,什么也没要就走了,关系、档案全部不要了。”
周树海说,“那不就跟无业游民一样子,成盲流了,哪个单位敢要他。”
组织科长讲,“听说他去了南方,走之前在单位上的墙上写了一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芝麻辛屯矿,安容大鹏展‘。”
周树海听了哈哈一笑,“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碰去吧,不过南方倒是不太讲究档案啥的,现在有身份证了,不是黑户就可以,以后可能混的也不差。”
二十多年后,杜家伟成了中国鼎鼎有名的上市公司大老板,又做房地产开,又搞航空运输,还拍电影电视,开商场,身价几百亿,成为他家乡的富。
辛屯人从大大小小的报纸和各种媒体上,看到他的报道时,都说,“看!这个富是咱辛屯出来的,那个时候就能看出他跟其他人不一样,气魄大,能成大事,听说他原来的科长很早就去南方投奔他了,现在回老家也牛的很,一开口,都是要投资几十上百亿,市里的领导要见都要预约。”
还没出十五时,吴仁毅一天下班后跑到周树海办公室,把门反锁上凑近悄悄讲,“春节的时候,我回老家认识了一个能人,是我一个县的,现在在北京开公司,在北京上上下下认识很多人,中央、部队、部委里都有各种各样关系,能解决很多人事上的事,你要不要结识一下?”
他接着说,“咱俩在突水中可是一起在井下待了十天时间,算难兄难弟了。这些年来,有些时候你提拔的快,有些时候我提拔的快点,我现在快到点了,没指望了,你还年青点,要不要再继续上进上进?”
周树海心中一动,张大善人老了,不然他还会再找张大善人算一算,自己的这个矿长确实相当于县处级,放着老辈子就是个七品,现在也就是十四级,还够不上高干。
他问,“那个能人都解决过啥事,不会是社会上到处骗吃骗喝的骗子吧?”
吴仁毅说,“我县里的一个副县长,跟我原来是一个村子的,也算我穿开档裤子一起长大的伙家,在副县级已经停了七八年,他上面没人,觉得没啥戏了。在一个场合认识了这个能人,这个能人说老家熟人的事一定得办,就是得挪一下地方,问他愿不愿意,我那伙家说只要能升职,当然愿意。”
“过了半年时间,我那伙家就调到了北京部里,不算机关,是下面的一个处级单位当一把手,但就一个摆设单位,啥实权也没有,没人正眼瞅过那个单位,我那个伙家找到那个能人,说这不是把我坑在这里了,虽然提了正处,可一个小处长在北京啥也算不上,满街一大把,年龄又大了,家里人的户口都办不进来,一辈子都坑在这里了。那个能人说,好哥哥你别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先在这里忍个一年半载沉一沉,一步步来。”
“我伙家也没办法,只能听他的,平时老老实实地工作。又过了一年,他又调国家新成立的一个能源公司的副总经理,副局级,有实权,虽然在西北工作,但待遇高了去了,我去年回家见我伙家一起吃饭时,还唉声叹气,眉头缩缩在一起,私下给我讲了前半段截子的事儿,说我这个正处虽然是真的,可下面就不到十号人,整天就是看别人冷眼。自己单位的手下,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办点什么事都求爷爷告奶奶,出门还得挤公交车,还不如留在县里做个副县长,县里面可是有头有脸,下面几十万人,家里啥事都能摆平。”
“今年再回去不一样了,整个气色,那可是顺的很,喜气洋洋,讲这调过去以后别看是副职,正职是挂名,实权在他这里,过手的合同几百万都是小的,千万上亿的经常一签就批了,天天找上门的多的不得了,得躲,跟躲债一样地躲。现在回去,县委书记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要约他,还得看他的脸色。”
“我那伙家是跟我穿开裆裤长大的,现在还能见上面,再过几年估计我可能都难见了,这次回去,他介绍了这位能人给我认识,就我们三个人,喝了四瓶茅台,那能人听我介绍了咱矿上的情况,说小事一桩,煤炭部下一步可能就要撤了,撤的时候人员就会有变动,变动的时候就有机会。怎么样?下个月我把这个能人请到辛屯,或者咱去北京认识一下最好,显得咱心诚。”
吴仁毅在文革的后几年一直跟在宋延明后面,比周树海提矿级虽然早了几年,但眼看着五十多了,都觉得他过两年混个调研员就算了,早些年间,尤其是刚提了副矿长那两年,吴仁毅见了周树海经常劲劲的,宋延明进到监狱后这几年开始服服贴贴,尤其是周树海做了正矿长后,见面又点头哈腰了。
周树海一时也拿不出主意,说,“这事我再想想,我原就是想着跟老书记一样,在辛屯干一辈子就算了,煤炭部要是撤了,咱以后怎么开展工作?”
吴仁毅顺势讲,“所以就是这个理,咱以前全按部里布置的工作来,生产销售供应基本上部里面定下个大调调,咱就是底下按大调调干具体活,这煤炭部一撤,我看会乱一阵子,日子不会好过,咱得提前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