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谢鹏到小车班门口等李刚,一般李刚都会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十五钟,把车子开出来开到指定的地点。
谢鹏住单身宿舍,跟李刚说好了就在车库门口见面,可这一天,他左等没来右等没来,他使劲敲车库的门,也没人响应,时间已经到了八点,办公楼里上班的职工都6续出现了,谢鹏一看过了点,就到办公室找主任说了情况,办公室主任说,“李刚很少出现过这种情况,看来给矿领导买的第一批传呼机,也得给他加上一部,这能方便找他,今天还有一台面包车不出车,我把这台车调你们用了,不过他们明天还要去彭城出,你们今天晚上再晚一定也要赶回来,不能在周矿长那里留宿。”
面包车的司机小丁没去过运河县,过去的时候又绕了不少冤枉路,等谢鹏和两位记者赶到西柳村时都已经过了中午,见到周矿长时看到他脸色苍白,他解释昨夜跪了大半夜的灵,没太睡好,上午又跪了半天时间,是有些累。
见到北京来的大记者,周树海十分高兴,几个人在堂屋里开始做采访。
周树海把他原来在屋子里的记忆,离开西柳的经历,南滩要饭差点死掉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讲给两个记者,让记者激动地不住的咂嘴,不停地说周矿长的经历完全可以写小说嘛,一位记者问道做从最底层的工人做到矿长的感受时,周树海想了想说“我从炊事员干到攉煤工,又干放炮员,一步步干起,干到区长,综采办主任,最后干副矿长,矿长,没想到自己能走到这一步,这一步步走来学到了很多东西。”
“原来干具体活,就盯具体的事,别说多一尺少一寸不行,一厘一毫都不能差,就跟我刚开始做炊事员的时候面一样,多少面,放多少酵头,还要配多少碱,碱放少了馒头酸,放多了黄,不起来死性,这些量上不能差,再盖多厚的被子,多长时间,这些都有讲究,只有火候把握好了,这个馒头蒸的才好吃。可干领导的活,也是个火候,不过这就不能光盯一个点了,要看大面上,整体是怎么样。原来做普通职工的时候不懂这个道理,刚管人的时候也不懂,拿着条条框框硬杠,杠久了杠不赢,琢磨,现有些东西不能松,但有些可以灵活的就灵活一点,工人们愿意干积极性高了,就出活,结果就好。那再干活的时候要把上下左右都看清楚,不能落,落了就可能会出问题。“
”再比如,煤矿生产上,安全要抓,生产效率也要抓,这有时候就有矛盾,咱职工收入要上去,还得给国家上交利润,跟地方上的工农关系还得处理好,处理不好附近老百姓都恨矿上的,那矛盾就大了。这个时候在局部的时候就要有侧重点,有些时候强调这些个,有些时候强调那些个,不同的时间上,强调的也不一样,这两年强调效益,那放在文革时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不合适了。当然,做领导有些时候就得得罪人,不得罪这些就得罪那些。咱现在解放这么多年了,身边大都是好人,碰到极个别的害群之马,那要清理出去。”
谢鹏讲“周矿长的意思做领导要得罪人了?”
周树海说“是这个意思,咱老书记也讲了,该得罪人时就得得罪人,他说过做领导有些时候要有‘罪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气魄。只要为了工作,为了大面上,得罪人也是为他们好。尤其是在咱煤矿上,煤矿工人文化水平普遍都不高,但朴实好管,你给他讲太多大道理他听不懂,你就叫他做他该做的事,该吓唬的时候吓唬,想想咱不也是被爹娘吓唬长大的,爹娘吓唬咱还不是为了咱好。工人们毕竟想自己的利益想的多,看不到全面的东西,你也给他讲不清全面的东西,管的时候直接一点没问题,不过碰到明白人,那吓唬不管用,你就像我那些戴眼镜的大学生朋友,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刚到矿上的时候吓唬还管用,现在你再用这办法管他们,不行了,一个是大家要把话说清楚,把理讲出来,在有些时候,你得顺着他,他们觉得自己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他们感觉是他们在主事儿,这样矛盾就少了。但你让他们去管咱普通工人,他们的办法太软了,太条条框框,太书生,管不好,就得从基层干起来的能管好。”
“我原来也文化水平也不高,后面虽然有一个电大文凭,实际上就是初中生的水平,不像我那些戴眼镜的伙家们,会讲很多大道理,我就觉得把生产搞好,安全抓好,矿工们的生活水平要提高,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嘛,咱现在是社会主义新煤矿,是人民当家做主人,小谢是人民,我也是人民,所有的矿工都是人民,老书记从建井开始就在辛屯,三十年,也还是人民,你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大记者,也都是人民,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分工,做一个领导,就是要把大家伙团结起来,一心一意把煤矿搞好!”
谢鹏讲,“我来到辛屯,听说文革时,周矿长被冤枉差点枪毙了。”
周树海嘿嘿一笑,说“我原来有一个特嫌的帽子,前两年才摘掉,那年陪着枪毙了一次,人嘛,总是有个七灾八难的,但也要往前看,老盯着过去不放,这事不就走不出来了!小谢还年轻,要做领导就得能吃得住气,这些年咱们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好嘛。”
讲到这里,谢鹏不由自主地鼓掌,说,“周矿长又跟我们年轻人上了一课,讲得太好了,也指明了我以后在辛屯工作的奋斗方向。”
两位记者也记得非常兴奋,连连点头,都说周矿长是一线成长起来的干部,讲的真实生动,很实在!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大空话,这个采访确实值。